南宫28增加“绿色化”赋予生态文明建设新内涵2015年3月24日，中央局召开会议南宫NG28官网，审议通过了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意见）。《意见》提出，“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、信息化、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”，其中首次提出“绿色化”，即由原来的“新四化”到“新五化”。“新五化”的提出，赋予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内涵，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的路径和方向，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“绿色”是形容环保、低碳、高效、和谐。“化”是指改变、革新、发展、教化。“绿色化”，意味着从改变自然观和发展观开始，驱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。首次提出“绿色化”，标志着中国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制度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，可以说是中国党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。
进入后工业化社会，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解释，大致形成了两个方向：一种认为，危机是由技术化、工业化、城市化等一般性原因引起的，与制度无关；另一种则认为，危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（尤其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适应）的产物，源自制度性缺陷而非文明发展的胎记。很明显，第一种解释为现代文明打上了“原罪”的烙印，使生态困境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。第二种解释却有着和科学发展、现代文明、历史进步一致的方向，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思考方向。马克思主义为第二种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。马克思主义区分了自在自为的自然界与“人化的自然”，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建立了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成为人及其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关系，实现了自然、社会与人的真正统一，前者体现为生产力，后者则集中体现为生产关系。马克思要寻求的是这两种关系的双重协调与和解。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，要内置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中，生态的和谐要通过生产关系、生产方式的革新而完成。恩格斯也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一书中发出警告：“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。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，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。”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为今天我们理解“绿色化”提供了基本视域，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，提供了深刻启示。
对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，用形象的比喻我国先后经历了三个层次的认识，一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；二是既要金山银山、也要绿水青山；三是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。“生态兴则文明兴，生态衰则文明衰”，“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、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”，这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，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。从党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，中央和各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探索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。党的以后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入快轨道，据统计，习总60多次谈生态文明，强调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、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仅仅当作经济问题，“这里面有很大的”。
2012年，党的首次把“美丽中国”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，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“五位一体”总布局的战略决策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。最近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意见》，是基于我国国情作出的战略部署，继党的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，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部署，对于经济转型升级、促进社会和谐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维护全球生态安全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当前，我们要紧紧跟上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大势，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奋发有为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乘势而上，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，建设美丽中国。
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“英国工业”起，几乎与现代化相伴随，生态恶化开始挑战人类文明，甚至成为越发展越严重的文明垢症，每个走上现代之路的国家和地区，都遇到了生态的门槛。在资源约束趋紧，环境污染严重，生态系统退化，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，人类能否走出生态困境，成为如何评估现代文明的关键性问题。如何解决这种困境，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，生态伦理，随之也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。
目前我国资源环境方面的基本国情可以集中概括为两个问题，一是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加剧，特别是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;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资源约束趋紧。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耕地、淡水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%、28%；石油、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，2014年已经达到59.5%、31%；特别是发展方式依然比较粗放，加剧了资源约束，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。二是环境污染严重。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问题比较突出。据统计，2014年我国74个重点城市中只有8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，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，给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。三是生态系统退化。森林总量不足，草原退化、水土流失、荒漠化等问题严峻，全国生态整体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。用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的话说，“资源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紧的约束、最矮的短板，是一个躲不开、绕不过、退不得的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。”
马克思主义的“人与自然关系”理论启迪我们，生产不仅是个经济学概念，而且也是一个哲学范畴，人类全部生存活动都可以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。它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、精神生产、社会关系的生产，也包含人类自身的再生产，后者是前三者的建构者和消费者。合理推演这个逻辑，生产方式的转变，天然内含着人自身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调整。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“绿色化”，在时间上是同时的，在逻辑上则互为条件。
中国的GDP总量已在世界排名第二位，转变生产方式已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，提出“绿色化”更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为此构建科技含量高、资源消耗低、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，大幅提高国民经济“绿色化”程度、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，已成“绿色化”的第一要务。中国应该更有能力发挥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，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、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、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、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缓解甚至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裂隙。
当前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、、文化、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，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、信息化、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，就必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坚持“绿色化”方针，提高国民经济“绿色化”程度，就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和“绿色化”观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，就必须用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。
面对全球化环境危机和现代性生态困境，进行生态重建已是大势所趋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，提出“绿色发展”是时不我待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要“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，健全国土空间开发、资源节约利用、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，推动形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。”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建设，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，对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具有重大意义。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用制度和法律保护生态环境，正是当前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。
中央、国务院《意见》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、目标愿景、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，突出体现了战略性、综合性、系统性和可操作性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，可以说是落实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，措施更具体，任务更明确。其中关键是要健全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，通过最严格的制度、最严密的法治，对各类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，进行规范和约束。《意见》按照源头预防、过程控制、损害赔偿、责任追究的“16字”整体思路，提出了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、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、完善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10个方面的重大制度。
红线管控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制度。《意见》从资源、环境、生态三个方面提出了红线管控的要求，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。一个是设定资源消耗的上限，合理设定资源消耗“天花板”；一个是严守环境质量的底线，确保各类环境要素质量“只能更好、不能变坏”；再一个是划定生态保护的红线，遏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南宫NG28官网。这其中明确提出，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，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、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领导干部实行严格的终身追究制。目前，已先后有《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》、《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、《湿地保护条例》等条例、政策和规划出台，同时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森林法》、《环保法》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修订，则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法治体系，为实现“绿色化”的美丽中国，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制保障。
此外，在政绩考核方面，《意见》提出把资源消耗、环境损害、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，大幅增加考核权重，强化指标约束，发挥好“指挥棒”的导向作用。具体来说，一是强化统筹协调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负总责，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，共同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工作合力；二是开展先行先试。注重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结合，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，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制度成果；三是细化实施方案。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抓紧提出实施方案，相关部门要研究制定行业性和专题性规划和分工方案，逐项分解目标任务，推动每一项任务落实落地。
当前，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。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制定实施促进绿色经济的政策措施南宫NG28官网，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。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“绿色新政”国家，早在1872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、也是最大的国家（黄石）公园。日本的“绿色发展战略”总体规划，德国的“绿色经济”研究议程等表明，经济的“绿色化”不是增长的负担，而是增长的引擎，这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，中国发展需要“绿色化”，世界“绿色化”大潮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。
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。积极倡导生态文明的一些著名美国学者，如最早提出“绿色GDP”概念的小约翰·柯布、最早提出“生态文明”清晰概念的罗伊·莫里森、著名学者约翰·福斯特、菲利普·克莱顿和积极倡导生态文明的美国阿肯色里昂学院保罗·布伯博士都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，对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承诺付诸实践给予高度评价，一致认为中国今后将可能引领世界生态文明。
早在2005年，长期致力于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莫里森就在其著作《生态文明：2140——22世纪的历史和幸存者日记》中预言：“从2070年到2090年，中国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引领作用。”莫里森充分肯定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前进方向，表示“中国希望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，继续进行经济改革，增加投资，实现经济增长，非常期待看到中国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”。
克莱顿则指出，中国致力于推进中国成为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国家，中国有可能跳过西方过去200年间在发展进程中所犯的错误，采用后现代组织发展的原则进行国家建设。迄今为止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之前跨越到后现代化时代。如果未来有，那只能是中国。从中国考察归来的布伯博士十分感慨地说：“我认为，中国是学习、了解生态文明的好去处，首要理由就是中国智慧能够避免西方的错误，并将生态文明理念写进了官方规划，即中国将来要超越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方面，建成一个生态文明社会”。“这将昭示并引导整个世界朝这个方向发展”。
加强与世界各国的“绿色化”交流，是我国承担大国责任并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举措之一。2013年2月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，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与支持。2015年3月24日，中央局召开会议，又审议通过了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，受到世界的赞誉。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绿色经济规则制定、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、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等“里约+20”后续行动，主动施加中国的影响力，努力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和话语权，积极参与国际绿色科技交流，将我国的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