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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宫28余幼幼:作家最好的批判方式就是写出好作品

  南宫28余幼幼:作家最好的批判方式就是写出好作品余幼幼,青年诗人,生于1990年,2004年开始诗歌创作。出版诗集《7年》《我为诱饵》《不能的风》《半个人》《擦身AgainstTheBody》。2019年7月,第一本英文诗集《MyTenantlessbody》在伦敦出版南宫28。诗歌被翻译为英语、韩语、俄语、法语、日语、瑞典语、阿拉伯语等。2009年荣获《诗选刊》年度先锋诗人奖;2010年90后十大先锋诗人列为第一。近日,余幼幼在参加阿那亚诗歌节期间接受了文艺评论专刊《青浪潮》栏目的专访。

  编者按:文艺评论专刊推出的《青浪潮》系列青年艺术家访谈,一言蔽之的初衷,就是倾听青年艺术群体的所思所想,关注他们当下的处境和作品,架起他们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——在向外界提供了解他们契机的同时,也践行我们这份面向青年的文艺评论专刊的责任和义务。

  北青艺评:这次诗歌节参加的诗人里你的年龄是最小的。和北岛、西川、翟永明这些上一辈诗人相比,你有代际差异的感觉吗?

  余幼幼:其实他们在他们那个年代也很先锋,能够接受新的事物,自身具有一种包容性和对于新事物的消化能力。所以,在他们面对年轻人的时候,也是这样,愿意去拥抱年轻一代的诗人。我作为一个后来者,肯定不是横空出世的。中国当代诗歌是有一条脉络的。我们可能在继承中有新的生长,也许后来会摆脱前人的影响,但是这种继承关系是没有办法摆脱的,毕竟他们是现代诗的重要开拓者,对我的写作最重要的影响就来自这样一种观念系统。另外,还有西方文学艺术对我的浸染。

  余幼幼:严格意义上来说,我是被互联网影响的一代人,因为我很早就开始上网了——大概是2002年,我刚小学毕业,12岁。我出生在四川乐山,我们那个时候的阅读有一种认知的局限,大多来自于课堂上老师对你的一种输出,课外阅读也可能是来自课内的推荐,自己探索的其实蛮少的。即便你可以去书店,但在我们那里那个年代还没有独立书店这种存在,书店也是统一范式的,不外乎一些教材和经典之类的。所以,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,我就傻了,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我看到了很多外国的诗歌,让我震惊的是,诗还能这样写。

  余幼幼:对。我当时对诗毫无兴趣,也从来没写过诗。当时课本上读到的那些诗不外乎一些抒情诗,包括后来的一些朦胧诗,我对此并没有很深的感官上的触动。这和我喜欢的陌生化的新鲜感的触动完全不同。互联网带来了大量的西方的诗歌,以及他们对于写诗这件事情不同的看法,以及他们对意象的处理方式也非常不一样,就好像我身上的某种开关被突然打开了一样。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疯狂阅读的。我记得我是很偶然进入了一个网站,它按照诗人的年代、国家做了分类,就像一个数据库一样的网站,从欧洲到美洲,从德国到法国,我就一个个挨着去读那些诗。再后来,我又把中国现代诗从最早的胡适他们的白话诗开始慢慢读下来,感觉又打开了一点。

  余幼幼:我记得读到迪兰·托马斯的诗《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》时就被强烈地震动了。我当时对诗歌的认知非常浅薄,他的那种修辞手法,他的那种思想在诗歌内部的秩序和气息都具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。我还记得那些句子: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/催动我绿色的年华;摧毁树根的力/摧毁我的一切。/我无言相告佝偻的玫瑰/一样的寒冬热病压弯了我的青春。

  北青艺评:前些年,迪兰·托马斯的另一首诗《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》,因为诺兰的电影《星际穿越》也被很多人所熟知。

  余幼幼:那个时候,互联网的世界和我生活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,它打开了一个新世界。我的写作也是因此开启。我最开始在网上发表诗歌,我的诗也是因为互联网被发现。我在那个世纪初的互联网上认识了其他诗人,比如韩东,也围观了当时他们那些激烈的争辩和交锋。

  余幼幼:我开始写诗的时候很想摆脱他们的影响,想要产生新的东西,但是还没有在那种局限当中抵达一种真正的自由,还在尝试的阶段。胡适曾经写过一本《尝试集》,就是这个意思,距离真正的成熟还很远。中文现代诗受西方现代诗的影响,但是汉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,它在不同的环境中,会生长出一些不同的东西南宫28。中国诗人里我比较喜欢韩东、翟永明的诗,还有我们四川的诗人何小竹。

  余幼幼:再后来,我就开始模仿他们的写法,最初的写作大概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吧。我最早开始写诗,其实是改写。我有一本唐诗集,那本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,它在唐诗原文的一旁又有一个把古体诗改写成现代诗的版本——它启发了我。我就在想同样一个景观,同样的一种情绪,情感、思想或者意象,它从一个有韵律、有结构、有个性的诗歌进入到自由的现代诗,那种感觉很不一样,很有魅力。所以,我的创作是从改写唐诗开始的。当我觉得自己的改写变得顺溜了很多,我就开始真正进入创作。我完全摆脱了古诗词中的那种情绪。如果说改写还是现成的情绪和意象的借鉴,创作则要找到我自己的感受,这是一种缓慢的训练。那些初学的诗作我就在网上发表,因为也没有别的渠道发表。我就在这里贴一首,那里贴一首。

  互联网创造了这样一种生态,我偷偷躲在电脑背后发表那些诗歌,一开始也无人问津。但是慢慢就开始有人来看了,我那时才14岁,因为匿名发表,没人知道作者是个小孩。看到读者完全读不出来我是一个小孩那种感觉很爽,因为他们也不认识你,对你的诗的评价也很客观。他们不是因为你的身份或者刻板印象来读你的诗,而是单纯地看文本本身——写得好的时候会有赞誉,写得不好的时候也会有批评,挺好的。

  余幼幼:一直到高中十六七岁,随着很多编辑自己也上网冲浪、玩博客,他们就会到处去闲逛,然后就有编辑来给我留言,让我发表作品,跟我约稿,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了。我当时最大的感受是我可以赚钱了!因为我爸爸一直认为我写东西会耽误学习。尽管他也没有明确反对我,但是总会唠叨。我记得赚到第一笔稿费时,我直接给了他50块钱,对他说,拿去买烟抽。确实很解气。(笑)

  余幼幼:确实耽误了。(笑)我上初中的时候,一直是年级前三名,开始写诗之后就掉到了一二十名。对于家长来说还是太焦虑了,是不可接受的,但是我觉得无所谓。当时各个杂志都想推新人,需要新鲜感。我就守株待兔等待别人来找我。但是我的主要阵地还是在互联网上,如果纸媒需要发表,他们可以给我发邮件。诗集的出版挺难的,因为印量太少了。

  余幼幼: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一直在变的,随着我对现实的认识的变化。有一段时间,对生活的本质不是很了解的时候,我认为我可以以写作为生。大学毕业以后,我就感觉到生存的压力。有一段时间很沮丧,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靠写作养活我自己了。后来,我也去上过班,甚至创过业,都失败了。创业那一年,还是蛮艰难的。因为我的父母总是认为我在和他们作对,因此我尽量在经济上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,自己去承担生存的压力。我去创业、我想发大财的原因都是我需要钱,我需要保证自己的生活,才能把写作进行下去。

  余幼幼:我其实对钱一点兴趣都没有,我对数字也完全没有概念。只是说经历过社会的毒打,你会认识到:没有基本的生存保障也就没有办法保证持续的创作。后来我还是妥协了,去上过班。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也在寻找一些机会。现在的状态是六七年没上过班了,一直坚持自由职业。能够靠创作为生,已经很幸运了。在我们这一代的诗人中,几乎找不到两三个像我这样可以不上班的。每天睡到自然醒,然后去工作室写写画画。我之所以完全可以不上班,是因为我后来又开始画画,然后也积累一些商业写作的经验。

  余幼幼:大概从2015年开始。那时我刚刚创业失败,然后就有一个空档期,不知道干嘛。有大半年的时间,在家里没事干,打发时间,就开始画画。因为一个无聊的契机,你想去找点事来打发。然后你发现做得还行,通过你的精力的投入南宫28,你越做越好。写诗和画画可能还是有相通之处,其实就是一种语言方式的转换,从文字语言到视觉语言,或者说从文字里面溢出来的一些东西,你用绘画去承接它。

  我们诗人画画,自然没法跟专业的艺术家比,因为是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、创作方式。一个专业的艺术家就跟我说,你就应该凭直觉画。如果是专业艺术家,他肯定需要长时间的训练,打基础。人家没法跟你聊基础,你没有,我连透视关系都做不好,但是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——感觉。我凭借我个人的这种方式,我做我能做的。如果你让我不画也行,只是我还没找到一个更好玩的事来替代它。我痴迷的还是写作。但当我对我所创作的作品有所期待,我会投入很多。这样一来,我整个人其实是不松弛的。它会影响我的生活。而我如果觉得写作让我太紧绷了,画画可以调节一下。

  余幼幼:我没有刻意去寻找题材。你所写的内容随着生活经历的改变会自然而然出现的。你的成长、你的写作,就像爬山一样,有一种曲线的起伏感。你走到不同的地方,你的视觉是不一样的:你可能被遮蔽,也可能来到一片宽广之地,但是它一路都在变化。你成长的路径和你写作的路径是差不多的,走到哪里,看到了什么景致,它回馈给你的是什么,都是在变化,也都会自然而然出现。

  比如说我最早期被大家所熟知的一类作品被归为“女性主义”。其实很简单,我到了那个年纪了。我的女性意识开始有所觉醒了,我18岁了,我20岁了,我要开始谈恋爱了,我有情欲了。我没有刻意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诗人。慢慢的我度过了那个阶段,到了另外一个阶段。我有一个阶段特别理性,特别想寻求超越性别的那种状态,更冷静、更克制。现在,我又从一种很理性的状态中跳脱出来,想要的是一种自由——但不是最初直觉的那种自由,而是经历过理性过后的一种非理性的直觉。所以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,跟你的人生阅历、经验、认知,还有你对写作的看法相关,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。

  余幼幼: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出生的时代不同,在我们生命里面留下的印记不同。比如我在跟一些前辈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是回望性的,他们会去调动他们过去的经验。但是那种经验和我现在所出生的时代是截然不同的,比如说他经历过一些更沉重的时代,他会调动那样的经验去对应当下。这就会跟我们很不一样,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没有那么沉重。我们出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,正好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,逐渐开放的一个时代。但疫情的冲击,同样困扰我和很多人。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未来可能更加不确定,我们所有人都面临一个新世界,唯有继续探索,或者你找到一个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——对我来说这件事就是写作。

  我有一段时间有点自我怀疑,觉得自己把写作当成了一种逃避的方式,把自己躲在了文字里面。后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:我觉得唯有写作,我才真正能够觉察到我自己,觉察到我的主体是存在的,才能找回对我自己生命的掌控,才觉察到我有我的主动权。在写作当中,我才是真正能够掌控我自身的一个人,才能找回自己的主体性。写作让我觉得我能够掌控一个小小的世界,并从中观察外部更大的世界。我可以观察,可以写作。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要去对抗、去批判,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写出好的作品。想明白这一点,我就不难过了,而是更加积极地去创作。疫情结束以后,我现在反而不怎么出门了。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对抗,不接受商业消费主义逻辑。我每天就两点一线,从家到我工作室写作,一条马路之隔。

  北青艺评:说到代际差异,诗人似乎比小说家更有反叛精神。我记得当年曾经有一些诗人打出了超越北岛这样的口号。

  余幼幼:我们的上一代人似乎老是想干掉他们的师傅。那种斗争性或许和他们出生的年代有关系。我们这一代人,可能会更看淡些。比如我,就想写好我自己的东西,过好我的小日子。

  余幼幼:上一次争议好像是围绕贾浅浅。每一次这样的争论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审美的扭曲,好像只有丑陋才会吸引他们,真正好的作品,他们却看不见,甚至不愿意去了解,不愿意去阅读。只有丑陋可以刺激他们,因为他们觉得这种高高在上的东西终于被拉下了神坛,跟我一样了。诗歌的审美教育很多时候可能需要自我教育,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:正好赶上了互联网的开放时代,我看到了新的事物。

  余幼幼:最困扰我的就是赶紧把我的小说写完。对,我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任务,写小说。我现在三十多岁了。当我的生命又有了新的积累、有了新的经验注入之后,我想去尝试新的叙事。我写的故事一定是我看到的、我经历过的,但又不全是我本人的经历,有一点点奇幻的色彩在里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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